1945年，黄炎培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周期率。导致这个周期率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百代皆行秦制，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等级、文化思想，从秦始皇到宣统，历朝历代在底层逻辑上毫无变化。
所以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起和灭亡，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周期率在支配着历史的走向。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历代王朝的崩塌，绝非是一朝一夕。大厦将倾之时，必有以下六种征兆：
第一，朝廷财政的崩溃。自汉武帝推行盐铁专营，历代王朝的财政收入来源便分为两部分：明面上的赋税与隐形的垄断之利。田赋、丁税、商税名目繁多，盐铁茶酒专营之利更是层层加码。
朝廷专营的领域也是越来越广，但随着时间的推演，为应对帝王开疆拓土的武功追求、王朝各类面子工程的无底洞消耗以及官员、贵族等食税集团的人口膨胀，朝廷的统治成本如滚雪球般增长。
以明朝中后期为例，仅皇宫内庭便设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个衙门，供养的食税者超过十万之众。这些沉重的负担最终全数压在了自耕农的肩头。王朝初期，自耕农是社会的根基，但随着赋税日增，他们不得不将土地贱卖给世家豪强，沦为佃农。而豪强凭借特权，缴纳的赋税微乎其微。就这样，一方面朝廷的财政支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财政的收入反而越来越少，最终就会入不敷出，面临崩溃。
第二，人口的流徙。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往往轻徭薄赋，鼓励垦荒，整个社会人少地多，内卷的压力不大，人口容易进入上升阶段。
但到了王朝末期人口就会过剩，经济陷入停滞，社会也会随之崩溃，人口又开始削减流徙，这就是人口周期率：明朝初年人口近5987万，而明末仅剩1900多万；清朝鼎盛时人口4.3亿，清末就仅剩2.3亿……
古代王朝人口锐减的因素主要是战乱、瘟疫以及逃荒：东汉末年大量人口流亡辽东，隋末民众逃往越州。人口锐减于先，王朝崩溃随后，这种现象在历朝历代屡见不鲜。
第三，阶层的固化。若说财政与人口是王朝崩塌的“外伤”，那么阶层固化则是深入骨髓的“内疾”。每一次王朝覆灭的过程，无非就是新旧贵族交割的过程，旧贵族上了断头台，新贵族进了金銮殿。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屠龙少年终成恶龙。无论是黄巢的“我花开后百花杀”，还是洪秀全的“手持三尺定山河”，虽然农民起义通常是因为生存，但起义军的领袖却是因为门第阶层的固化。
历朝历代的中后期，世家门阀垄断了社会几乎100%的政治权力和90%以上的经济利益。他们彼此联姻，结成密不透风的利益网络，寒门子弟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难逃“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桎梏。社会流动的通道一旦关闭，底层的不满便如地火般悄然积聚，最终化作改朝换代的滔天巨浪。
第四，贫富不均的加剧。在古代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无恒产者无恒心。再加上历朝历代重农抑商的策略，人们就对土地更加的迷恋。
商鞅变法废井田、立名田，允许土地买卖，本为激励耕战，却意外打开了土地兼并的潘多拉魔盒。虽然古代社会也尝试过土地制度的改革，比如起源于北魏的均田制，但很快便因为兼并之风而名存实亡，因为随着农业、商业、手工业的全面复苏，官员、贵族集团就会为自己子孙的未来考虑，兼并之风就开始盛行。
至王朝末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已成常态。百姓不堪重税，或卖地为奴，或举家逃亡。每隔几百年，旧王朝便因土地兼并而崩溃，而新王朝又以田地来犒赏贵族，土地兼并如同慢性毒药，让每个王朝在建立之初便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
第五，商业贸易的凋敝。历朝历代帝王皆奉行“重农抑商”，但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商业贸易，但商业的发展、商人的集聚以及不受皇权制约的巨大财富，都会给皇权统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于是，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商人如惊弓之鸟，或遁入山林囤粮自保，或收缩贸易以求苟全，导致市井萧条，物资匮乏，社会的生机随之枯竭。
第六，谣言谶语的盛行。《礼记》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从秦末“亡秦必楚”到东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从隋末“桃李得天下”到清末种种秘闻，这些谶语看似荒诞，实则暗含民众对改天换地的渴望。它们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权力更迭的无形规律——当朝廷失去民心时，一句童谣便足以成为燎原的星火。
1902年，清末名臣赵藩在成都武侯祠题下一联：“能攻心则反侧自销，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何尝不是对千年治乱循环的深刻洞察？王朝兴衰的密码，或许就藏在“民心”与“时势”的博弈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