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上海,霓虹灯依旧闪烁,但街头巷尾的喧嚣似乎蒙上了一层阴霾。林泽华推开工厂办公室的窗户,空气中夹杂着浦东工业区的机油味和远处黄浦江的湿气。他是一家纺织企业的经理,厂里生产的衬衫大多销往美国。如今,报纸头条写满了“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字眼,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已飙升至145%,虽然日内瓦谈判后降至30%,但订单仍如雪崩般减少。
林泽华点燃一支烟,目光落在办公桌上那份未完成的财务报表。工厂的债务像一座无形的山,压得他喘不过气。地方政府的化债政策承诺了10万亿元资金,但这些钱似乎从未流到他这样的中小企业主手中。他想起昨晚电视里一位经济学者的访谈,名叫石宗汉,声音低沉却尖锐,警告贸易战对地方经济的冲击远未结束。林泽华苦笑,关上窗户,决定再试一次向银行申请贷款。
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石宗汉坐在一家老茶肆的角落,翻阅着最新的经济数据。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地方债务的数字:中国总债务已达GDP的120%-130%,江苏、浙江等经济大省的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而江西、广西的债务危机更是雪上加霜。他推了推眼镜,叹了口气。作为一位研究中国财政政策多年的学者,他早就预见了这场贸易战的阴影。
石宗汉曾在2023年发表文章《10万亿元人民币的会计操作》,提出用6万亿国债削减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再用4万亿支付拖欠工资和补贴低收入家庭。然而,政府的目光聚焦在芯片和AI的“卡脖子”问题上,民生问题被搁置。他曾在节目中直言:“中国经济的韧性来自出口,但忽视内需将埋下长期隐患。”如今,贸易战验证了他的担忧:出口企业破产,农民工失业,消费市场萎缩。
茶肆外,街头行人匆匆。石宗汉想起在江苏调研时遇到的老王,一个从河南来的农民工。老王在工厂倒闭后回了乡下,却发现村里连维稳的监控设备都因财政拮据而停摆。“政府说要过紧日子,可我们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老王的话像根刺,扎在石宗汉心头。
林泽华的工厂位于苏州工业园区,曾经机器轰鸣,日夜不停。如今,车间里一半的机器蒙上了灰尘。他召集工人开会,试图安抚大家的情绪。“再坚持一个月,订单会回来的。”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没底。贸易战让美国客户望而却步,东南亚的代工厂又抢走了不少生意。石宗汉在节目中提到,中国企业早在2018年就开始向越南、墨西哥转移生产,但林泽华这样的小企业主哪有资本出海?
晚上,林泽华接到银行的电话,贷款申请再次被拒。他盯着桌上的报表,利息支出已吞噬了工厂三分之一的收入。他想起石宗汉的话:“地方政府的债务包袱永远不会消失,中央不愿全额转移资源,只会让地方继续举债。”林泽华感到无力,他不是没想过关厂,但几百名工人的生计怎么办?其中不少是从江西、广西来的农民工,他们的家人在家乡等着汇款。
在江西南昌,年轻的阿梅坐在出租屋里,手机屏幕上是她刚被裁员的通知。她在苏州的服装厂工作了五年,贸易战让工厂接连倒闭,她只能回到家乡。南昌街头正在大兴土木,政府宣传“城市更新”,公园和高楼拔地而起,但阿梅知道,这些项目背后是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石宗汉曾警告,江西的财政压力巨大,失业潮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阿梅苦笑,她连失业救济都拿不到,因为她这样的农民工从不算在官方统计里。
夜里,阿梅刷着社交媒体,看到一篇关于贸易战的分析。石宗汉提到,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到不能再基本”,失业救济每月不过一两百美元。阿梅关掉手机,窗外是新建公园的灯光,漂亮却冷清。她想起苏州厂里的姐妹们,有人回了广西,有人选择“躺平”,在城市里靠打零工度日。阿梅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日内瓦谈判后,中美关税虽有所下调,但贸易战的阴影未散。石宗汉在一次研讨会上分析,中国的财政体系以低税率支持工业出口,即使数千家企业破产,中央财政的税收损失也仅占1%。但地方财政的脆弱性却暴露无遗,江苏、浙江的债务高企,土地收入锐减,维稳成本却在上升。他警告,若贸易战持续到2026年,不良贷款的激增可能拖累银行体系,而内需的疲软将让经济陷入“过剩危机”。
林泽华的工厂最终没能撑过那年冬天。他卖掉机器,支付了最后一笔工资,工人们四散而去。阿梅回了村里,靠种地和偶尔的外出务工维生。石宗汉继续在学术圈发声,呼吁政府增加转移支付,刺激消费,但他知道,政策的天平更倾向于战略竞争,而非普通人的生计。
2026年的春风吹过南昌的公园,崭新的长椅上空无一人。林泽华在上海找到一份文员工作,收入微薄但稳定。阿梅在村里开了一间小杂货铺,生意清淡却能糊口。石宗汉的文章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提醒世界:贸易战的输赢无关普通人的生活,而债务的阴影将长期笼罩这片土地。
夜幕降临,上海的霓虹灯依旧闪烁,但林泽华和阿梅的故事,湮没在贸易战与债务危机的洪流中。他们是千万普通人的缩影,在大国博弈的棋盘上,默默承受着时代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