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队领导自己的消亡

革委会消亡的过程可能是比较“悄无声息”的

　　编者按：

　　1、先锋队消亡可不是说不要先锋队了，取消先锋队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歪曲，他们妄想将无产阶级革命拖进自发性运动的泥潭。因此我们说的先锋队的消亡恰恰是要先锋队的领导，只有先锋队的领导才能一步步达到先锋队的消亡，这对矛盾是统一的还不是对立的。通俗的说是让整个无产阶级达到先锋队的标准，而不是让先锋队消解在无产阶级中。无产阶级成为先锋队，那么自然先锋队就消亡了，无产阶级成为真正的自为的阶级。

　　2、先锋队消亡和先锋队领导绝不是两个相互矛盾的原则。先锋队的领导是贯彻到底的，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政党这样的政党才能自己领导自己走向消亡。“要给群众监督权吗？”这毋庸置疑，群众从一开始就有监督权，但是成熟的民主集中制就要保证群众的罢免选举只有在符合正确路线时才通过，不符合正确路线时就要被否决；群众专政的扩大，根本上还是群众先进意识的扩大，而权力扩大只是随着先进意识扩大而表现出来的表象。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群众的政治经验已经如此成熟，以至于他们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举行选举、罢免、推荐、委任乃至专政，因而任何法权规范也就不再存在了，先锋队也就自然消亡了。

　　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随便一种方法把它毁掉。——《反杜林论》恩格斯

　　在人类社会如何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先锋队如何伴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少误区。有些向“左”演变成先锋队“高尚的”主动把权力放让给群众自治，有些则向“右”要求限制先锋队的领导权力让他被动的接受“群众改造”。归根结底，所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时期把先锋队和群众对立起来，也就是把先锋队的领导和先锋队的消亡看做是两相矛盾的观点，实则是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先锋队有着与人类以往历史上任何政党都全然不同的特殊性。要消灭阶级社会也就是要消灭阶级诞生的物质基础，而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凭自发性来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锋队这个无产阶级自觉因素的代表不仅绝不能被取消，也不能被限制，反而要大力的加强他才能“消灭”他。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这其中最根本的变化莫过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了，因此我们可以尝试从社会分工的消亡来理解先锋队是如何消亡的。消灭分工不是单纯的宣布不再分工了，这只不过是在形式上拒绝承认分工而已。随着现代大工业的继续发展，科学创新、社会生产只会涌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生产过程也会更加的细化，更多的需要人们进行分工协作。消灭分工不是要消灭这个客观事实，这是根本做不到的，而是要消灭分工用物的关系代替人的关系的特殊作用，当人们自觉的组织起分工时，固定着人为人的创造物而服务的异化的分工也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等级分别的各尽所能。

　　同样的，先锋队的消亡也不是简单的否认他，不是使他倒退而是使他从特殊上升到普遍。如果把政党视作政治上的分工，那么先锋队的特殊职能（既政治领导）随着群众越来越普遍的掌握而不再特殊，因而先锋队也就变得“用不上”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变化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人类社会的改造一定是一个较长时间跨度的尺度。如果我们按照无产阶级中先进分子的占比变化，也就是按先锋队的政治觉悟在社会中普遍化的程度来划分几个阶段，阶级的消亡是一个有顺序分阶段的过程。先锋队消亡革委会消亡革代会消亡人类社会进入高级形态。

　　因为政党本身只是一个组织机构，他的性质要看他内部的填充物，他的变化也就是看他新陈代谢的情况。始终走在前列践行着正确路线的先锋队是绝不容许落后分子的，所以我们用党员和群众之间在政治觉悟上的差距来判断阶级社会消亡达到了哪个阶段的标杆是最合适不过了。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立即以巴黎公社原则组织起的革委会时期，这时候社会上还有大量资本主义复苏的残余土壤，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还只占社会中的小部分。这时候的社会生产和政治活动，虽然已经由群众自主的广泛参与和管理了，但先锋队必须起到一个复核、掌舵的作用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在具体上实现和保证掌舵的能力，当然是通过党在革委会中所委任的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正在跟各种机会主义既企图在社会主义下复活的资本主义意识的斗争中成长，但他们这时所选举的代表在政治上还不稳定，经常受骗上当。所以需要先锋队代表群众对革委会进行领导和监督。

　　而到下一个阶段，革代会还没正式挂牌成立，但是社会主义意识在社会中的普通程度已经提高了一个阶段，即群众在其决策管理社会的表现上已经压倒了机会主义和自发性，社会中还有不少资本主义的残余，但已经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苏的要素了。这个表现具体来说就是先锋队的领导和复核监督的效果跟群众自己处理的是一样的。这时候先锋队的特殊职能就已经被革委会掌握了，也就是被占群众相当一部分的先进分子掌握了。即使先锋队还没有在名义上消亡，但也已经在事实上消亡了。

　　革委会消亡的过程可能是比较“悄无声息”的。如前文所说的，先锋队这个标杆当然是坚决的和落后因素划清界限，不降低自己的标准。但是这时候大量群众的政治觉悟水平本身就已经很高了，即使党的标准是“苛刻”的也不能“阻拦”他们入党，因而党员的数量大量增加质量也更好了。这时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一边是以群众的身份选举代表，一边又以党员的身份参与党内选举委任干部。那么干部与代表之间也就没什么差异了，而且随着党的扩大，这些干部实则更像代表了。

　　而最后一个阶段的变化可能就显得十分“平凡”了。这时候绝大多数人的政治觉悟都已经达到职业革命家的水准了，社会主义意识的普遍就像成为了一种社会常识一样，可能谁不懂得社会主义政治就像不懂1+1=2一样让人感到诧异奇怪。因而通过一个代表机构来处理社会问题只是流程形式上的业务需要，人们碰到问题就自觉的组织起来解决问题，组织已经变成无需赘述的常态了，已经完全变成像筷子一样随心所欲使用的工具了。这个时候形式上的代表也已经在实质上消亡了。这个时候阶级社会的最后一点残余也消灭的无影无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