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个时代的落幕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奇迹。超过8亿人摆脱贫困，数亿人从乡村涌入城市，千万家庭见证了第一代大学生的诞生。那是一个充满上升通道的年代，教育被视为改变命运的阶梯，努力似乎总能换来回报。然而，近几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社会流动的通道逐渐收窄，阶级固化的阴影笼罩在许多普通人身上。在社交媒体上，诸如“董小姐事件”引发的愤怒，背后是普通人对无力改变现状的深深挫败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明白播客发起了一次关于阶级固化焦虑的听众故事征集。本文基于三位90后“小镇做题家”的真实经历，探讨他们在教育与就业的道路上如何面对阶层壁垒，以及在社会变迁中如何重新定义努力与希望。

第一章：Boris——从民办本科到香港硕士的求职困境

背景与起点

Boris出生于一个下岗职工家庭，父母是国企改制浪潮的受害者。1999年，Boris年仅5岁时，父母双双下岗，父亲成为出租车司机，母亲则在家赋闲，靠精打细算维持家庭开支。这种经济拮据的环境塑造了Boris的成长轨迹——信息闭塞、资源匮乏，却也激发了他对改变命运的渴望。

2016年，Boris从一所民办大学专升本毕业，进入内容生产行业。那是一个经济仍在上升期的时代，尽管起薪仅4500元，但机会遍地。他回忆道：“当时投了六七份简历，三家单位回复，平均薪资接近全省大学毕业生水平。工作一年后，薪水翻倍到9000元。”2016年的中国，互联网大厂概念初现，G20峰会等大型项目为年轻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即使是民办本科生也能乘着经济东风找到立足之地。

硕士梦与现实的碰撞

为了弥补学历短板，Boris在工作6年后辞职，攒钱前往香港攻读硕士学位。然而，2023年底毕业时，他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就业环境。经济下行，优质岗位对年龄和学历的限制愈发严苛，Boris发现自己“应届生”身份因年龄超标被拒之门外，社招岗位待遇远低于预期。他投递了339份简历，获得44个回复，集中在杭州的面试机会最多，但荒唐的面试经历让他备感挫败。

有面试官质疑他专升本的学历：“你上过大专，怎么还能参加高考？”还有人问及父母职业，称其“社会地位低下”。更有甚者，要求他接受“服从性测试”，质疑他在香港求学是否会带来“西方平等理念”。这些经历让Boris意识到，学历和家庭背景在就业市场中成为隐形的门槛。

在短短几个月内，Boris入职了三家公司，却因无偿工作、拖欠工资、学历歧视等问题接连离职。他坦言：“九个月的求职耗尽了我的积蓄和信心。如果我选择‘躺平’，可能比零散打工的结局更好。”最终，他找到一份年薪23.6万元的工作，勉强稳定，但对未来的预期却充满悲观：“经济增速下滑，人口红利消失，延迟退休和年龄歧视让上升通道越来越窄。”

反思：努力与红利的博弈

Boris的经历折射出个人努力与时代红利的复杂关系。他承认，2016年的第一份工作得益于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而性别因素也在无意中帮他争取到机会。然而，面对当下的经济新常态，他感到“昨日黄花，再也回不去”。他感慨：“如果在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我可能会走得更远。但现在，能稳住就不错了。”

第二章：梁同学——从西部小镇到日本博士的突破

放养的童年与教育的觉醒

梁同学出生于中国西部一个工业省份的国企工人家庭，父母文化水平有限，成长环境几乎是“放养”状态。小学时期，他所在的学校多为国企子弟，学习氛围并不浓厚。直到初中，进入一所更好的学校，他才感受到“学习好”带来的尊重，也开始意识到同学家庭背景的差异。一些同学的父母为孩子报读补习班，甚至私下请老师开课，而梁同学只能依靠自学。

高中阶段，梁同学进入重点班，周围的同学多来自教育资源优厚的家庭。有的同学父母是教师，懂得如何为孩子规划升学路径；有的家庭甚至请外教辅导英语。这些见闻让梁同学感到震撼，也让他隐约意识到阶层差距的不可逾越。

大学的迷茫与自学的坚持

考入一所顶尖理工科大学后，梁同学发现自己的起点与许多同学相距甚远。室友中有人父亲是市委书记，有人来自大学院长家庭，他们从大一便积极参与学生会、规划出国，展现出强烈的目标感和社交能力。而梁同学却感到迷茫：“父母告诉我好好读书，但大学四年该做什么，我完全不知道。”

为了攒钱出国，梁同学大学期间当过家教、整理文书，甚至尝试推销电脑，最终攒下四五万元。他对日本文化情有独钟，又在学长的指导下了解到可以DIY申请日本留学，省下中介费用。最终，他成功申请到日本一所国立大学的博士项目，并获得奖学金，得以在经济上自立。

极端个案的反思

梁同学将自己视为“社会流动的极端个案”。他回忆，小学同学中仅有不到5人考上本科，而他通过自学和坚持突破了阶层壁垒。然而，这种突破充满偶然性——若非遇到关键的学长指导，他可能无法迈出国门。他坦言：“家庭背景好的人，可以通过资源弥补信息差。而像我这样的人，一旦错过窗口期，就再无机会。”

在日本，梁同学感受到更大的安全感。他计算过，即使做便利店打工，收入也足以在日本大城市生活，而回国则可能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和更低的回报。他对未来持谨慎态度：“我不敢奢望上升，只希望能稳住现在的状态。”

第三章：Josh——农村子弟的求职挫折

农活与学习的双重负担

Josh出生于湖南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父母是农民工，靠小本生意维持生计。小学到初中，他和姐姐需要帮父母加工牛仔裤，假期几乎全在劳作中度过。直到初中一次月考成绩优异，他才开始被父母重视，得以专注于学业。

考入一所211大学后，Josh却感到格格不入。大学氛围功利，同学家庭背景优越，他逐渐发现“贫困学生”越来越少。毕业后，他面临从“裸面也能找到工作”的窗口期到就业环境迅速恶化的转变。2022年，他的第一份工作月薪8000元，福利优厚，但因公司变故和个人迷茫，他辞职尝试考研，却因心理压力和家庭不支持而放弃。

亲戚资源与培训班的无奈

Josh的父亲曾试图通过亲戚安排他进入银行或国企，但因信息误导和资源有限未能成功。父亲还花2万元送他参加深圳的IT培训班，试图提升他的竞争力。然而，Josh认为培训班内容完全可以自学，更多是为缺乏学习环境的人提供一种“被迫上进”的氛围。

2024年底，Josh入职一家由华为团队创办的小公司，却因996文化、职场霸凌和形式主义不堪重负，仅三个月便离职。2025年，他再次求职，发现无经验岗位稀缺，HR态度冷漠，面试充满“下马威”。最终，他找到一份月薪9000元的工作，但无任何福利，实际收入低于2022年。

阶层固化的切肤之痛

Josh将自己定位为“收入较高的农民工子弟”。尽管父母为教育搬到镇上，但退休后又回归农村，靠父亲打零工为生。Josh深刻感受到阶层壁垒：同学中，家庭资源丰富者早早接触编程或外网信息，而他只能依靠做题突围。他观察到，经济形势好的年代，资源可能流向下层；但如今，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底层人翻身的三条路——考公务员、做生意、创业——都愈发艰难。

对未来，Josh没有明确目标，只希望掌握现有职业技能，考虑学习英语和粤语，争取去香港谋求更多可能性。他坦言：“结婚生子对我来说压力太大。我不想重复父母的教育方式，给孩子带来创伤。”

结语：努力的边界与希望的再定义

Boris、梁同学和Josh的故事，是无数小镇做题家的缩影。他们曾笃信“教育改变命运”，却在不同人生阶段发现，家庭背景、经济形势和信息不对称深刻影响着他们的选择与机遇。Boris从民办本科到香港硕士，经历了经济红利的尾声与求职的残酷现实；梁同学通过自学和偶然机遇突破阶层，却深知自己的成功不可复制；Josh在农村到城市的迁徙中挣扎，感受到资源集中和机会减少的双重挤压。

他们的经历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困境：当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红利消失，年龄歧视和学历壁垒加剧，努力的回报被压缩到最低。Boris感慨：“如果在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我可能走得更远。”梁同学选择留在日本，寻求更大的安全感。Josh则对婚姻和育儿望而却步，宁愿追求个人稳定。

然而，他们并未完全放弃希望。Boris以23.6万元的年薪站稳脚跟，梁同学在日本找到立足之地，Josh则在学习新技能中寻找出路。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阶级固化并非绝对的宿命，但需要更公平的教育与就业环境，以及更宽广的社会支持体系，让努力重新成为改变命运的钥匙。

• 上一页
• 下一页